遵循科技創新規律 警惕拔苗助長

　　中國正在掀起新一輪科技創新的高潮，各種有關科技創新或者新興產業的論壇、會議層出不窮。與過去十年由資本推動的商業創新泡沫不同的是，新一輪科技創新浪潮是由政府推動。

　　因為中國經濟現在進入創新驅動的轉型升級階段，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也要遵循創新的規律，警惕拔苗助長，過于焦慮而采取各種刺激，反而可能影響創新的環境。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中國并沒有在一些新興科技領域扮演主導角色。相當程度上，美國高估了中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進步。在過去十年，中國民營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在消費領域進行了各種創新與探索，實現了商業成功。但是，這與高科技并沒有太大關系，更不可能產生中國在高科技產業領域取代美國地位的結果。

　　中國所瞄準的一些新興產業并不具有“工業革命”的意義，而是西方發達產業升級的自然延伸，這從德國、日本以及美國等制定的各種概念的產業升級計劃可以看出來，他們有先進的技術基礎，中國只是想在比較低水平的基礎上跟上這股潮流。這或許對中國產業發展是“革命性”的，但這些技術并不具有革命意義。比如中國推動工業互聯網建設，其實整個的工業信息化處于非常低的水平，相關軟件也幾乎全部依賴進口，離實現工業互聯網還非常遙遠。相反，工業互聯網在美國、日本等國已經由企業嘗試了好多年，并不具有太大的突破性，中國與它們之間的差距巨大，卻被美國錯誤地認定為“現實威脅”。

　　現在，各地政府都在扎堆搞人工智能、新能源車、工業互聯網等等，似乎創新就發生在這些領域。事實上，中國最緊迫的創新需求來自傳統產業，因為傳統產業是中國工業的基石，并且隨著成本不斷上漲，急需通過技術創新提高效率，維持全球競爭力，防止產業空心化。以美國為例，1970-1985年間，在美國經濟新舊交替的時期，美國高科技產業帶來的就業超過500萬，而其他行業就業有3500多萬。中科技、低科技與零科技的傳統產業是經濟基礎，我們需要全面提升傳統產業的效率與質量，而不僅僅投資“高科技”。

　　學術界曾就產業政策的作用進行過大討論，以日本為例，在產業追趕階段，通產省的產業規劃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在1980年代進入經濟轉型期以后，規劃的作用失靈。通產省當時制訂了雄心勃勃的超越美國十年計劃，想在新材料、生物技術、新功能元件等為核心的未來技術領域趕超美國。但是，1990年代興起的是信息產業，日本不僅沒在規劃的產業領域趕上美國，反而喪失了在信息產業領域的機會。

　　政策支持的一個后果就是“政策套利”現象大行其道，刺激大量的資源進入政府規劃的領域，導致過度競爭與產能過剩，發生資源錯配。中國在新能源車、太陽能等領域已經出現這種現象，半導體領域正在成為低水平重復投資的災區。在中國產能過剩階段，資本會追逐“政策風口”，考慮到移動互聯產業十年周期剛剛落幕，這可能引起某種特定的投機性。如果說在商業領域可以通過產業泡沫化支持各種商業創新，但在技術研發領域，泡沫化對技術研發的負面影響更大。

　　與中國過去規模化的產業發展經驗相比，高科技領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這給我們的產業規劃和管理提出了挑戰。在高技術領域，尤其是核心技術領域，要求產品技術含量高而產量小，與此同時，其產品具有多樣性和很強的突變性，完全由市場和技術主導，很難通過發展規模經濟的經驗去實施。因此，高科技領域對人才(技術性的和綜合管理型的)要求很高，也需要更多的自由度。這與自上而下的規劃具有某種沖突。

　　對于傳統產業，不能以就業穩定而采取保護性的政策。總體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生產效率高的生產部門增長，而生產效率低的生產部門縮減，形成再配置效應，以及由生產效率高的生產單位進入與相對效率低的部門退出引起的凈進入效應。這是典型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如果我們為了穩定而保護效率低的部門，就無法通過優勝劣汰提高整體的技術進步與效率提升。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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