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近期不斷出現(xiàn)的債券違約、企業(yè)破產，市場上開始彌漫著一種緊張的氣氛，表現(xiàn)出一種極度的不適應。盡管對于債券違約的蔓延和傳染要保持警惕，但不能因此“阻止”違約或破產發(fā)生。事實上，以違約、破產方式完成的退出，是市場出清的必要步驟，是風險緩釋的正常過程，更是打破剛兌、讓市場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退出障礙成為諸多問題與風險積累的重要根源

　　改革開放40年，也是市場經濟大發(fā)展的40年。對于市場經濟的規(guī)則和邏輯，我們從認識、了解到遵循，經歷了一場“洗禮”。從這個意義上，市場經濟不啻是一場深刻的教育。然而，對于發(fā)展了幾百年的市場經濟而言，我們這幾十年的市場經濟“教育”還顯得不足，對市場機制的認識也還比較片面，較為典型的是對退出機制還缺乏真正的理解。

　　中國的哲學，大體上是入世的。對于“出世”或所謂“退出江湖”，總覺得是一種消極的態(tài)度。如果以這種人生哲學來比照市場經濟，就會看到，對于如何進入市場、如何攻城略地占領市場，往往褒揚有加；而對于破產清理、退出市場、放棄“陣地”，則往往缺乏相應的心理準備，當然更加缺少的是整個社會對于退出的理解和支持。

　　由此，退出在中國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也是非常“沒有面子”的事情。很多國有企業(yè)，是典型的能進不能出。即使變成了僵尸企業(yè)，也還要“賴”在那里，并且是出于各種高大上的理由(比如社會穩(wěn)定之類)，需要銀行進一步來輸血。再比如，政府實施救助積極但退出卻困難。本輪危機以來，各大主要經濟體都有政府救助。如美國政府向汽車巨頭提供援助貸款，造成部分國有化。但企業(yè)恢復一定的盈利能力后，政府就會主動退出。退出安排可以說是救援計劃的一個有機構成。在中國，政府也通過注資等方式實施救助，但往往缺少退出的安排，以致深陷其中，并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國進民退”。

　　事實上，自由進入和退出，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必然要求。沒有退出，就沒有新舊的循環(huán)，沒有新舊的循環(huán)，這個系統(tǒng)就會退化，就會老死。生命體如此，經濟體也是如此。沒有自由進入和退出，也就不可能產生有效的市場定價機制，進而也就不可能形成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強調退出機制是市場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和重要的實現(xiàn)機制。

　　退出難，根子在體制上。當前國有企業(yè)與地方政府部門是去杠桿的重點，是最難啃的骨頭，原因就在于它們的退出難。國企與地方政府的共同特點是：都享有軟預算約束和隱性擔保這一“結構性優(yōu)勢”，從而加杠桿易、去杠桿難。國企與地方政府既承擔了經濟建設的任務也還有重要的社會性功能，從而可以享受中央政府的隱性擔保；國企與地方政府的軟約束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從而在擴張的時候可以無所顧忌。這兩個問題的存在，使得這兩個部門的杠桿率配置未能從效率角度出發(fā)，也未能充分考慮效率與風險之間的匹配。

　　因此，杠桿之困不過是體制之困的一個鏡像而已。只進不出或退出障礙，可以說是當今諸多問題與風險積累的重要根源。

　　債券違約、企業(yè)破產重整是正常的退出機制

　　2018年以來，債券違約案例顯著增加，這一方面是由于進入償債高峰期，另一方面是經濟去杠桿與金融強監(jiān)管帶來的再融資渠道受阻。鑒于債券違約頻現(xiàn)，市場上出現(xiàn)了一定的緊張情緒，甚至一度被認為再這樣下去會出現(xiàn)“金融恐慌”。

　　違約破產，這在成熟市場經濟中司空見慣，是市場出清的必然選擇。只有通過可控的風險緩釋過程，才能有效避免系統(tǒng)性風險的形成和爆發(fā)。從長遠看，這有利于建立合理的風險定價體系，提升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市場的健康發(fā)展。對于中國債券市場而言，違約是走向成熟的必經階段，通過違約事件的信用風險暴露，也有利于有序打破剛性兌付，建立起市場化、法治化的風險分擔機制和違約債務處置機制。沒有健康的退出機制，市場定價就是扭曲的，而由扭曲的價格所指引的資源配置也會是扭曲、低效甚至是無效的。

　　如果僅從違約破產角度來衡量我國市場經濟發(fā)育程度，可以說當前的違約破產案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國際比較看，市場經濟越發(fā)達的，破產數(shù)越多；市場經濟越不發(fā)達的，《破產法》適用就越少。2016年，英國破產案例是1.8萬件，德國2.2萬件，法國5.6萬件，日本10.2萬件，美國79.5萬件。而中國2016年才只有5000多件，2017年也還不到1萬件。根據(jù)世界銀行2017年的各國營商環(huán)境排名，全球200多個，中國目前排在78位，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因子是企業(yè)破產處理的程度。

　　有了以上對于退出機制重要性的認識，對于債券違約與企業(yè)破產重整，就不會有抵觸情緒，更不會有恐慌情緒；相反，對于市場清理機制的發(fā)揮作用要歡呼才對。

　　完善退出機制是存量改革的必由之路

　　改革之初，我們是以“進入”的方式來推進增量改革(或漸進式改革)。無論是私營經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還是外資企業(yè)的進入，都是在傳統(tǒng)計劃經濟和國有經濟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中，打開一片新天地。“進入”帶來了新鮮的血液，為傳統(tǒng)體制注入了新的活力。40年后的今天，盡管我們仍然需要有新鮮力量的進入，但同時，我們不得不認真考慮從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的轉換，并進而要考慮，以什么樣的方式來實現(xiàn)存量改革。退出可以說就是存量改革的基本實現(xiàn)方式。沒有退出，僵尸企業(yè)的資本存量就會不斷積累；只有退出，才能逐步減少無效的資本存量，從而邁向高質量發(fā)展。因此，對于當前的退出機制，需要從改革開放40年這樣更長時段、更高站位來看。也正因為如此，完善退出機制既是發(fā)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未來存量改革的重要實現(xiàn)機制。

　　首先，加快推進僵尸企業(yè)的清理。從債券違約來看，盡管已經有了一些退出，但主要還是民營企業(yè)，國企退出還較少。下一步，需要加快推進國有僵尸企業(yè)的清理。這是去杠桿的基本途徑。畢竟，目前國有企業(yè)債務占到整個企業(yè)債務的六成左右。企業(yè)去杠桿的重點在于國企，國企業(yè)去杠桿的重點在于僵尸企業(yè)。

　　其次，逐步推進地方政府的破產重整。盡管按現(xiàn)行的體制，我們還做不到像美國那樣讓地方政府破產。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必要的重整程序，給地方政府形成壓力和硬約束，取消中央政府的隱性擔保或兜底。這一點，實際上在《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中已有所體現(xiàn)。《處置預案》規(guī)定，地方政府對其舉借的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實行不救助原則。市縣債務管理領導小組或債務應急領導小組認為確有必要時，可以啟動財政重整計劃。在重整計劃中，特別指出，可以處置政府資產；指定機構統(tǒng)一接管政府及其部門擁有的各類經營性資產、行政事業(yè)單位資產、國有股權等，結合市場情況予以變現(xiàn)，多渠道籌集資金償還債務。上述舉措已經揭示出了相當完備的政府破產重整流程。唯其如此，地方政府才可能遏制舉債的沖動，而投資者才可能以市場化原則判斷地方債的收益和風險，在市場化定價的原則下，很多實力不足的地方政府將失去舉債的能力。

　　第三，適時推出《個人破產法》。個人破產制度讓經營失敗的個體戶、農戶和企業(yè)家更好地了結過去，重新開始，從而更好地處置和清理整個社會的債權債務。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個人及家庭參與炒股、炒房、信用卡和貸款消費、大額透支造成個人資不抵債的情況時有發(fā)生。由于缺乏《個人破產法》，個人資不抵債后，往往出現(xiàn)債主想方設法苦心追債、債務人如驚弓之鳥四處跑路的情況。如果有了《個人破產法》，債務人在資不抵債情況下，就可以依法申請破產保護，在生活受到極大限制、個人聲譽受損的條件下，債務可以得到一定免除，并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個人破產法》實際上是對債務人的一種保護。從破產實踐看，國際上個人破產案件的數(shù)量增長迅速，在整個破產案件數(shù)量比例上，個人破產占了絕大部分。因此，可以考慮適時推出《個人破產法》，補充完善我國只有企業(yè)破產未涉?zhèn)�人破產的“半部破產法”。

　　(作者系金融與發(fā)展實驗室副主任、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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