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發策略戴康：預計19年至少有2.5萬億元的額外財政空間

　　報告摘要

　　● 減稅是一攬子的組合政策，除降低稅率外還有多項舉措可并行

　　借鑒里根、撒切爾及特朗普等海外減稅實踐，減稅除了傳統意義上稅率下調，還包括加速折舊、投資減免、研發扣除、設備費用化、起征點上調等多項手段。從一攬子組合的角度理解全方位的減稅政策，中國本輪減稅實踐亦已有所發力，已圍繞上調個稅起征點、個稅稅前專項抵扣、企業稅收遞延與減免、鼓勵研發和設備投資、加速固定資產折舊等幾方面展開。

　　●減稅的藝術在于平衡政策的紅利與掣肘

　　從海外減稅實踐來看，減稅中期能夠激發企業投資修復、經濟恢復增長。而當前市場對于減稅的爭議之一在于減稅后給財政帶來的“陣痛期”，里根、撒切爾減稅后稅收收入增速及其占GDP比重分別經歷了2-3年的下滑，且進一步導致赤字率攀升，約束財政支出空間，而需要重新等待稅基的擴大才能帶來財政收入的回升。因此，減稅的藝術就在于對于政策紅利與實施掣肘之間尋求一個相對均衡。

　　● 減稅政策的可行對沖——從“開源節流”兩方面著手

　　實施減稅的同時，可以并舉推進其他對沖政策，形成 “緩沖墊”。從開源的角度，主要包括政府舉債、結構性減稅、以及發揮國企的第二財政作用：里根政府曾通過大幅增發國債以應對財政赤字，而撒切爾通過結構性地對酒類、煙草、汽油等消費稅加稅，以及大力推進國企的私有化改革，為緊縮的政府財政提供了可觀的支持；從節流的角度，主要包括削減開支、以及降低隱性福利，里根配套削減了進出口銀行撥款、個別行業補貼等支出，而撒切爾大幅縮減福利支出，對公共服務和醫療保健的變革減輕了財政負擔。

　　● 中國未來減稅的空間、掣肘與潛在對沖手段

　　“強財政”的背景下，中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17年達到84%，財政收入對稅收的依賴度較美英更高，財政約束不容忽視。2019年財政政策寬松力度有望溫和加碼，財政寬松的資金來源包括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專項債額度、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以及地方政府結轉結余等，預計19年至少有2.5萬億元的額外財政空間。此外，我國也可以借鑒海外實踐經驗，從“開源節流”實施配套政策。首先，我國的結構性加稅已經圍繞資源稅、消費稅展開，未來房產稅等機制的建立將繼續推進；其次，可進一步發揮我國國企的第二財政作用，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以及適度轉讓國有企業資產可為財政提供支持；最后，我國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和行政化開支占比過大，存在壓縮空間。

　　● 核心假設風險：減稅方案及落地規劃低于預期、經濟下行壓力超預期。

　　報告正文

　　引言：

　　我們在12月3日發布19年A股策略展望《冰與火之歌》，“冰”指的是企業盈利下滑，“火”指的是估值水平擴張，2019年A股的運行是比較清晰的，就是面臨冰與火這兩種力量的相互抗衡。如果政策力量足夠大，那么“火”能融化“冰”，估值擴張蓋過盈利負增長的影響比如2005年、2008年、2015年，A股上行；反之，如果政策力量不夠，“火”無法融化“冰”，估值擴張力度很弱無法蓋過企業盈利負增長的影響，比如2012年。

　　19年“火”主要來自于減稅降費政策、民企紓困政策和監管政策放松，本篇報告作為“冰與火之歌”系列報告的第二篇，我們著重關注減稅。隨著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的表述確認，市場對19年減稅降費的期許度進一步上升。

　　減稅是一把雙刃劍，激發實體經濟的投資與消費活力的同時，也面臨財政赤字與債務率攀升等約束條件。從歷史來看，海外一些成功進行過減稅實踐的案例能夠對于減稅的成效與副作用提供啟示，我們著重分析了美國“里根新政”時期、和英國“撒切爾改革”時期以及特朗普推行的減稅等典型減稅實踐，從回答四個核心問題入手，分析減稅對財政狀況的影響、減稅帶來的負面效果、以及為了對沖減稅的負面影響政府能采取哪些對沖手段，對我國接下來減稅降費的路徑推演提供借鑒和啟示。

　　預計未來中國減稅實踐將繼續圍繞增值稅率下調等方向推進。對于潛在的增值稅下調方案，我們也針對不同的情景假設做出A股整體及行業盈利的影響測算，我們將在“冰與火之歌”系列三中展開做出分析。

　　1減稅是一攬子的組合政策

　　從一攬子組合的角度理解全方位的減稅政策，中國本輪減稅實踐已有所發力。談及減稅，政策的爭議向來較大。傳統意義上的減稅是對個人所得稅或企業所得稅征收稅率的下調，直接減稅政策會讓居民和企業實際感受到稅負的下降，但隨之而來也會帶來稅收及財政收入受到較大沖擊。但從海外幾輪減稅的實踐來看，減稅政策是一攬子的組合工具，除了傳統意義上對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的下修，還涉及稅收遞延、稅收減免、固定資產折舊方法調整、設備投資費用化等多方面的具體措施。從中國本輪減稅實踐看，亦已從這些方向有所發力。

　　1.1 里根、撒切爾及特朗普減稅實踐中的一攬子政策組合

　　我們選取美國里根政府時期、英國撒切爾政府時期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減稅實踐作為參考，理解一攬子減稅計劃的實施方向——

　　(1)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加速折舊、投資減免、通貨膨脹抵稅

　　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第40屆總統，“經濟復興計劃”的核心內容是減稅。里根領導的共和黨明確表示贊成貨幣主義和供應學派的主張，標榜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決定論”進行一場徹底革命，認為“供給創造需求”的核心是減稅。

　　里根81-86年開始全面削減個人所得稅及公司所得稅，采取的方式主要有：

　　1。 直接降低稅率(個人所得稅稅率由原來的14%和70%降為11%和50%)；

　　2。 通貨膨脹抵稅(1985年開始計稅基數開始扣除物價上漲后實際收入)；

　　3。 提高免稅額(1985年起個人實際免稅額從1949美元提升至2480美元)；

　　4。 企業采取加速折舊，并降低小企業所得稅稅率，給予各種納稅優惠等。

　　(2)英國撒切爾政府：企業投資的稅收抵扣、個稅起征點上調

　　撒切爾夫人的經濟主張與“供給學派”相似，認為應該放開政府干預，減輕企業稅負，發揮市場自由活力。在這樣的政策主張下，撒切爾政府同樣把減稅視為應對滯脹、振興英國經濟活力的重要政策，并在整個任期內(79-90年)推行了堅決的減稅政策組合拳，包括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稅率、上調起征點、對于企業投資給予相應的納稅優惠等等，以全面激發微觀企業的投資活力。

　　(3)美國特朗普政府：企業設備投資費用化、個人醫療教育等稅前抵扣

　　特朗普稅改是自里根稅改之后最重要的稅改，企業所得稅的下調力度更大。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9月推出最新稅改框架，經過參眾議院協商后，最終于12月通過稅改方案。根據該方案，未來10年將減稅1.5萬億美元。

　　特朗普企業稅制改革主要圍繞大幅調減企業所得稅率、設備投資費用化以及海外利潤征稅改革三方面進行重大突破。1。 稅改法案將大企業所得稅率從35%大幅下調到21%；2。 允許企業對設備投資進行一次性費用化處理而不是成本攤銷；3。 對美國海外企業留存利潤實行一次性征稅，對應現金和非流動資本，稅率分別是15.5%和8%，這為美國境外滯留利潤平穩回歸提供了一個機會；4。 推行屬地制征稅原則，未來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將只需在利潤產生的交稅，而無須再向美國政府交稅。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措施將更加惠及高稅收人群。保留七檔個人所得稅稅率，下調最高檔稅率；個稅、遺產稅、醫療費用、兒童稅收抵扣額等豁免額度增加，這些措施意味著此次稅改更加惠及富人群體。

　　1.2 中國減稅實踐的政策組合

　　從中國本輪減稅實踐看，亦已從稅收遞延與減免、研發支出和設備投資費用化、固定資產折舊加速等企業稅制調整，以及個稅政策調整這些方向有所發力。

　　中國目前的企業稅制改革主要圍繞稅收遞延與減免、研發支出和設備投資費用化以及固定資產折舊加速幾方面進行。1。 2014年10月，財政部完善了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對特定行業購入的固定資產實行加速折舊；2。 2015年9月，財政部、科技部進一步完善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允許企業對新進設備投資進行一次性費用化處理而不是成本攤銷，鼓勵研發投資費用化；2018年7月，國務院決定將企業研發費用加計加除比例提至75%的政策擴大到所有企業；2018年9月，財政部、科技部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3。 2017年4月，國務院針對小微企業、重點群體創業就業、環境與新能源發展等方面進一步加大了稅收遞延與減免的力度。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2018年10月新版個人所得稅法的施行將更加惠及廣大人群。主要包括：1。 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5000元；2。 新版稅率表擴大了低稅率級距；3。 本輪減稅中首次增設專項附加扣除。

　　2減稅的藝術在于平衡政策的紅利與掣肘

　　減稅中期能夠激發企業投資修復、經濟恢復增長。而當前市場對于減稅的爭議之一集中在減稅后給財政帶來的“陣痛期”，我們對里根、撒切爾減稅實踐分析發現，減稅后稅收收入增速及其占GDP比重分別經歷了2-3年的下滑，其后才逐步企穩回升，驗證“拉弗曲線”效應所示稅基擴大帶來的稅收收入再度回升。因此，減稅的藝術就在于對于政策紅利與實施掣肘之間尋求一個相對均衡。

　　2.1 減稅的紅利：減稅中期是有效的

　　減稅通常發生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時期，減稅較為直接的紅利是增厚企業稅后利潤、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從而激發企業投資活力和居民消費傾向，投資及消費水平的上修將帶動經濟復蘇。

　　撒切爾減稅中期對英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提振投資，改善經濟困局。撒切爾減稅英國稅收結構中的個人收入稅和公司所得稅的調整力度最大，其帶來的積極影響逐步顯現，對固定資產投資的提振作用較為顯著，1979年英國投資增速和GDP增速雙雙階段性觸底，隨后均迎來強勁反彈。

　　特朗普稅改也對美國經濟產生積極作用。其中，設備投資費用化的減稅政策將對企業短期投資有較強促進作用。當前美國企業利潤穩定在較高水平、私人部門投資已有反彈，未來稅改或將進一步促進美國企業投資的加速回升。此外，對海外企業留存利潤一次性征稅也將吸引資金回流，促進本國投資擴張。2018年上半年美國企業海外利潤匯回規模超過4600億美元，超過歷年同期9余倍，海外利潤征稅改革將對企業投資和美股回購形成積極影響。

　　2.2 減稅的短期陣痛與掣肘：財政收入短期下滑、赤字壓力攀升

　　(1)英美經驗均表明減稅政策會造成稅收與財政收入的短期驟減

　　里根減稅政策短期內未能明顯提振投資，經濟82年二次探底，稅收收入迅速下滑拖累財政收入銳減。由于81年下半年的里根減稅政策多針對個人所得稅，因此未能明顯提振企業部門投資，82年的私人投資為負增長，拖累該年GDP增速二次探底。稅率下調和稅基增速不足導致82-83年美國稅收收入連續兩年下滑，由于80年代美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60%，因此稅收收入的減少直接導致了美國財政收入82-83年的銳減。

　　英國結構性減稅后，稅收收入增速下滑，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由于實施了結構化減稅(減所得稅、但增收消費稅等其他稅)，撒切爾減稅政策沒有造成稅收收入絕對值的明顯下滑，但是稅收收入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都受到較大沖擊。稅收收入增速從79年25%的高位快速下滑至5%左右，財政收入增速從80年的25%降至92年的1%，財政收入占整個GDP的比重自82年以來持續下降。

　　(2)財政收入下滑導致赤字率攀升，約束財政支出空間

　　里根減稅對財政收入端的沖擊疊加政府同期對于財政支出(尤其是國防開支)的投入高企，美國赤字壓力連續攀升。美國里根總統上任以來，一直大規模擴張軍費支出，國防支出絕對額及占整體財政支出的比重均顯著提升，收入壓縮與支出擴大使81-92年的美國財政赤字連續擴大。后期里根政府試圖通過政府采購提振實體經濟復蘇，但受赤字壓力所限未能如愿。

　　撒切爾減稅政策后，英國財政赤字短期內迅速擴大，赤字規模在79-84年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受益于撒切爾政府減稅同期進行的國企私有化、收縮社會福利開支等多項政策，英國在結構性減稅10年后成功實現財政盈余。但短期來看，減稅政策后幾年間英國財政赤字迅速擴大，1979年至1984年，英國財政赤字規模擴大了13億英鎊。

　　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大規模減稅，在促進美國經濟的增長的同時，也造成財政赤字上行壓力。美國財政赤字自2015年以來不斷擴大，2018財年(17.10.1至18.9.30)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約7790億美元，創2012年以來新高。2018年7月18日，據美國《國會山報》報道，白宮年中預算報告推測，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在2019年將超過1萬億美元。根據美國參眾兩院稅收聯合委員會此前預測，未來十年，減稅法案將讓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增加1.46萬億美元。

　　3減稅政策的可行對沖——“開源節流”

　　事實上，各國政府在推進減稅的同時，也采取了其他“開源節流”的舉措，來應對財政收入的下滑，以及彌補赤字虧空。

　　3.1 開源：政府舉債、結構性減稅、國企的第二財政作用期

　　(1)第一個可行思路是增加政府舉債

　　里根政府就曾通過大幅增發國債以應對財政赤字。“里根新政”時期推行大規模減稅為主導的寬松財政政策，為了同時保持國內緊縮的貨幣政策，美國政府只好通過大幅增發國債來彌補赤字，先后16次上調債務上限，使美國債務上限從9850億美元提升至28000億美元，同期國債占GDP的比例也出現大幅攀升。

　　而在當時美國大幅發行國債的過程中，并沒有看到債券供給大幅增加而對市場價格形成的壓力，美國當時的國債收益率仍在下行。究其原因，在于美元作為全球化的貨幣，美國國債也是面向全球市場發行，全球市場容量較大，且當時美國債券購買者對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信心也較強。

　　借鑒里根減稅的經驗，特朗普也希望通過政府加杠桿對沖財政收入的下行，近期美國財政部也表示債券發行速度將進一步加快。2018年10月，美國財政部預計2018年發債總額將超過1萬億美元，遠遠超過2017年5460億美元的水平，為2010年以來最高規模。

　　但目前美國的債務形勢已不具備里根時期較大的回旋空間，中期內財政赤字承壓，聯邦債務繼續擴張空間較小。里根任職期間，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占GDP的比重僅在30%的低位，因而當時里根政府可以大量發行國債支持其減稅與擴大軍費開支并舉；而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占比已經大幅飆升至90%，目前美國“債臺高筑”的形勢決定了特朗普政府大幅增發國債的空間較為有限。

　　(2)第二個可行思路是實行有保有壓的“結構性減稅”

　　1982年起里根政府采取結構性增稅措施進行對沖。里根政府先后出臺了《稅收公平和財政責任法案》(1982)、高速公路稅收法(1982)、社會保障修訂案(1983)、鐵路退休稅收法(1983)、削減赤字法(1984)、綜合預算調節法(1985)等實行稅收增加。如1982年的《稅收公平和財政責任法案》提出：增加國內產品稅與就業稅、撤銷、減少對耐用品在加速折舊上的優惠、加強稅收征管、增強最低限度稅。1986年的稅收改革法案也體現出了結構性增減稅和調整的特點，如在降低公司稅率的同時，取消了一些稅收抵免政策，修改了1981年法案中提出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

　　撒切爾減稅過程中也通過結構性地對酒類、煙草、汽油等消費稅加稅，來對沖削減收入稅、所得稅帶來的財政壓力。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任來推行《刺激預算法案》，其中曾明確削減收入稅、所得稅的原則，這兩大類稅種也是減稅的重點，以達到刺激消費和投資的目的。但自81年以來英國政府對消費稅的征收卻明顯上升，對于酒類、煙草等消費品，以及汽油的消費稅征收稅率上調，使稅收總收入不降反升。

　　(3)第三個可行思路是發揮國企的“第二財政作用”，包括私有化改革等

　　撒切爾政府通過大力推進私有化改革，提高國有企業活力的同時，也為財政收入提供支持。1977年，撒切爾政府首次“試水”私有化，銷售政府對英國石油公司19%股權，換來2億英鎊的財政收入，自此拉開了國企私有化的大幕。1981-1990年，英國迎來國企私有化的大力發展階段。私有化的企業由最初的造船、汽車、鋼鐵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生產部門領域，到電力、煤氣等為代表的自然壟斷公共部門領域，逐步擴大到教育、社保等政府機構改革和社會福利領域，全面鋪展開來。

　　私有化出售的主要方式包括出讓給職工及管理人員、公開發售股票給私營公司、招標方式引進購買者等等，出售后的企業會進行徹底的股份制改革，或重新上市面向公開發行股票。這樣的國企私有化方式不但幫助英國擺脫了國企虧損的困境，給予了這些企業“枯木逢春”的競爭力，同時高額的私有化收入也為緊縮的政府財政提供了可觀的支持。

　　3.2 節流：削減開支、降低福利

　　里根政府試圖通過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對沖減稅沖擊及財政支出擴大，但效果平平。為應對稅收收入壓縮及軍費擴張，里根政府對其它社會福利支出有意削減。但由于削減項目集中于進出口銀行撥款、個別行業補貼等影響較小的方面，而退休金、醫療保險等重要的幾項開支均未削減，因此不能有效對沖，美國赤字率持續擴大。

　　相比“里根新政”，撒切爾政府實施大幅縮減福利，嚴控財政支出的 “一攬子”對沖政策，對沖作用顯著，英國赤字率自1979年連續下降，最終1988年實現財政盈余。作為高福利，英國福利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一直較高。1979年英國福利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超過40%，增速甚至超過經濟增長速度，使財政背負沉重負擔。撒切爾采取嚴格限制補助接受對象、嚴密監控社保基金、對公共服務和醫療保健制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等措施，英國社會福利開支增速明顯下降，對財政的負擔明顯減輕。

　　特朗普減稅實踐中也采取了一些“節流”措施彌補赤字，但立場與決策較為“糾結”，重大項目支出未見明顯削減，預期對沖效果有限。特朗普對沖政策集中在削減政府機構開支、對外資金援助和福利項目開支。今年為應對更大規模的赤字，特朗普于10月提出新赤字削減計劃，采取政府部門削減開支、小幅削減軍費等措施，但又表示軍隊以及聯邦醫療保險、社會保障這幾項重大項目開支將不會大幅削減。根據里根政府經驗，可預期此舉對沖效果有限。

　　4中國未來減稅空間、掣肘與潛在對沖手段

　　4.1 19年財政政策寬松力度有望溫和加碼

　　“強財政”的背景下，中國財政收入對稅收的依賴度較美英更高，財政約束不容忽視。美國1981年減稅之前、英國1979年減稅之前，兩國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的占比約在64%-66%，而中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雖然近年來有所下降，但17年占比依舊在84%，可見中國財政收入中對稅收收入的依賴程度較高，減稅政策對于財政收入的沖擊不容忽視。此外，在近年來“保增長”政策持續加碼的背景下，財政支出增速持續較高，因此財政依然是減稅的強約束。

　　2019年財政政策寬松力度有望溫和加碼。財政寬松的資金來源包括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專項債額度、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以及地方政府結轉結余等，預計19年至少有2.5萬億元的額外財政空間，財政寬松的方向主要用于加大減稅降費力度以及增加基建投資等。

　　預計2019年政策將加大減稅力度，優化稅收結構。2018年10月，個稅起征點正式提高，2019年1月即將施行力度更大的個稅專項附加抵扣，進一步釋放個人消費；2018年5月，財政部下調制造業、服務業行業增值稅稅率1%，納稅人標準提高，并推出各類針對小微企業與科創企業的減稅措施。2019年預計將進一步推進企業稅費的下降，包括增值稅率并檔或調整、推出更多針對小微及科創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等，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市場活力。

　　4.2 潛在的對沖手段可以為減稅進一步打開實施空間

　　(1)適度提高赤字規模、提高專項債新增限額

　　隨著資管新規落地，政府隱性債務監管趨嚴，因而政府更可能通過加大顯性債務方式充實資金，預計2019年政策有望進一步擴大“開正門”力度，即同時提高狹義與廣義赤字率。

　　狹義赤字方面，財政調節仍有余糧，預算內赤字規模或適度擴大。從狹義赤字率角度考慮，2019年財政目標赤字預計將較今年有所增大，以提振內需。除通過發行國債與地方一般債彌補赤字以外，還可以通過財政調節項騰挪財力。據廣發宏觀組測算，2018年預計可調入結算結余的調節資金至少12000億元，假設2018年動用往年地方結轉結余10000億元，則2019年將仍有一定余糧以支持狹義赤字規模的增加。

　　廣義赤字方面，提高專項債新增限額，大力推廣項目收益類專項債的發行與品種創新。地方專項債償付資金不必來自預算體系，因而擴大地方專項債新增額或是打開財政空間的較好選擇。財政部鼓勵部分地區利用往年未使用存量限額發行，以提升地區發債規模上限；亦鼓勵各地試點推出各類新品種項目收益專項債，目前各地已經試點軌道交通、教育、醫療、水務建設等專項債，預計2019年專項債新增限額將較往年有大幅提高，且各地將著力于發行并創新項目收益類專項債。

　　但受到地方債務終身追責制和地方隱形債務較高的約束，中國財政政策空間受到約束，地方政府加杠桿空間受到掣肘。17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追責，倒查責任。這意味著終身追責制將限制地方政府舉債意愿。而考慮地方政府隱性負債后，中國政府杠桿率將較當前的48%有所提升，或超新興市場平均50%的水平，負債水平將限制地方政府舉債能力。

　　(2)開源——結構性加稅、及發揮國企的“第二財政”作用

　　與美國和英國的減稅實踐較為相似，我國已經采取了結構性加稅的政策來調整稅收結構，19年或將繼續推進。近兩年不僅有營改增、針對小微企業的減稅、針對技術創新的減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減稅措施，與此同時還有結構性增稅措施。

　　近兩年的結構性加稅主要體現在資源稅、消費稅等方面，未來或將圍繞房地產稅、奢侈品等領域討論結構性加稅。(1)為了保護環境并且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中央始終沒有放松對兩高一資產品的調控，并注重通過取消出口退稅和提高關稅等舉措防范相關產品的過量生產。(2)中央還相繼實施了燃油稅改革和資源稅改革，通過提高大排量乘用車消費稅稅率以及土礦和原礦的資源稅征稅標準，更好地實現了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目標。(3)從2011年1月28日起在上海和重慶開展了房產稅試點的推行，(4)2018年1月1日正式征收環保稅，8月15日，稅務總局最新數據顯示，上半年環保稅納稅人申報入庫96.8億元，與去年同期同口徑排污費相比，增收17.5億元，增長22.1%。這些增稅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完善稅制，同時對沖了部分財政缺口。

　　此外，借鑒撒切爾的經驗，國有企業作為經濟資的儲備力量，具備經營優勢、資本優勢和技術優勢，能夠給予財政大力的支持，未來也有望承擔起更多彌補國內財政赤字壓力的責任。

　　國有企業對公共財政收入貢獻有兩部分：應交稅金和國有資本經營收益。提高國企第二財政作用的主要方式有包括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以及適度轉讓國有企業資產可為減稅提供支持。2007年，發文規定各行業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在0-10%區間內。經過2011年和2014年的兩次調整，央企上繳紅利比例最高由此前的10%提高到25%。整體來看，我國國有企業稅收收入占財政總收入比重較大；但上繳利潤占國企凈利潤比例依然較低(8%左右)，具備增長空間。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此外。2017年1月，財政部發布《關于切實做好2017年基本民生支出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提高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入一般公共預算比例，統籌用于保障基本民生。預計未來國有企業利潤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將持續增加。

　　2017年我國國有企業凈資產50.3萬億元，國有企業資產規模龐大，在中央一直提倡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將部分國有企業資產，通過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轉讓給民間資本和外資，既可以獲取相應的變現收益，還有利于提高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為減稅降費提供財力支持。

　　(3)節流——進一步縮減行政化開支

　　我國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和行政化開支占比過大，存在壓縮空間，撒切爾經驗表明可通過引入市場化競爭機制和削減行政開支壓縮財政開支。

　　2017年我國經濟建設支出在公共財政支出中的占比達到25%，與美日等發達相比經濟建設支出占比過大。部分項目中行政支出占比過大，如17年農林水事務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超5%，財政供養人員過多造成我國財政的嚴重負擔。按我國2017年的20萬億財政支出規模計算，減少20%的經濟建設及行政支出即可釋放超萬億的資金對沖減稅。

　　參考海外經驗，我國可通過裁汰冗員的方式減少行政開支，同時對財政支出占比較大的經濟建設項目引入市場化競爭機制，削減支出的同時激發市場活力，引導就業轉移，在不對經濟造成損害的情況下削減開支，達到對沖效果。

　　風險提示

　　減稅方案及落地規劃低于預期、經濟下行壓力超預期。

（文章來源：戴康的策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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